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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:2022-07-26 19:35:46 来源:天鑫五金网

习李新政突破口在还富于民?

呼之欲出的“习李新政”FT中文网

2012年11月15日,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,李克强以常委排名第二的地位入列,宣告了“习李”时代的到来。

此时,正值中国社会迫近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的关键时刻。过去30年,中国经济快速发展,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,GDP规模跃居世界第二。然而,以低成本、强势政府主导为核心特征的中国经济模式,也积累了巨大的社会风险:地方政府“公司化”,陷入GDP崇拜综合症不能自拔,法治不断给经济发展让路,导致日趋严重的污染危机、食品安全危机。在市场经济规模不断壮大的同时,由于政府保留了大量审批权,加之权力制衡的缺位和透明度的缺乏,“半管制半市场”的状态成了权力寻租的乐园。根据王小鲁的测算,2008年灰色收入高达5.4万亿,占GDP的17%。房叔、表叔的此起彼伏,以案例的方式生动验证了腐败问题的严重性。

趋于失控的腐败、旧的经济增长驱动力衰减、政府公信力危机,构成了危险的组合。而乌坎、启东、宁波、大连、什坊等地的群体性事件,则凸显了社会稳定的隐忧。吴敬琏先生告诫说: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。这并非危言耸听。其实,邓小平早在1993年在与弟弟邓垦的谈话中就忧虑地指出:“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,大多数人没有,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。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。现在看,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。”(《邓小平年谱》下卷第1364页)

正确的认知,是正确的行动的前提。从习近平、李克强在18大后几次重要亮相传递的信号来看,决策层对形势的判断相当准确,改革思路的把握相当到位,令人期待。

1、摒弃GDP至上的思维模式,是实现转型的思想基础。习近平在总书记就职演讲中说,“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”。须知,影响人民幸福指数的因素众多,除了经济增长外,还有社会公平、环境质量、食品安全等等。习近平更进一步把“美好生活”具体化为“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,期盼有更好的教育、更稳定的工作、更满意的收入、更可靠的社会保障、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、更舒适的居住条件、更优美的环境,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、工作得更好、生活得更好”。这样的执政理念,比起唯GDP论,是巨大的历史进步。

2、改革是最大的红利。过去十年,中国经济的“超高速增长”受益于人口红利、“入世”红利、90年代改革红利。如今,这些因素都出现了显著衰减。如何寻求新的增长动力?在21日召开的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,李克强说,“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”。众所周知,中国企业必须从粗放式制造向创新转型。但是,企业的创新离不开宽松的制度环境,包括便利的融资条件、较少的行政审批限制。而过去几年,政府部门权力出现了无序膨胀,极大地扼杀了民企企业创新的空间。企业家不得不耗费大量精力结交政府官员,甚至不少企业把政府关系视为自己的“核心竞争力”。中金公司董事长李剑阁批评说,“这几年政府强化监管,我个人觉得已经到了不能理解,不能容忍的程度”。温家宝、李克强都曾经提出“为什么中国没有乔布斯”这样的问题,其实,强势政府是企业家精神最大的敌人。

3、放权是根治腐败的必由之路。腐败是全球性难题,对利益的追求是人的动物本能。解决腐败问题,既不能指望思想教育,也不能单纯地依赖严刑峻法。阿克顿勋爵精辟地指出,“权力导致腐败、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”,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。习近平说,“物必先腐,而后虫生”。因此,治理腐败,不能靠捉虫,而要靠改变制度。邓小平也说:好的制度使坏人变好,坏的制度使好人变坏。薄熙来、刘志军、许宗衡、许迈永等之所以走向犯罪道路,关键在于他们手上的权力过大、监督与制衡太少。因此,政府最小化审批权和对经济活动的干预,并辅之以财政民主化、舆论监督自由化,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的蔓延。

改革有风险,不改革有危险。诚然,改革既是利益格局的调整,也会带来社会运行机制的转变,这不可避免地会带来风险和不确定性。但是,面对今日之局面,不改革的危险远大于改革的风险。李克强说,“不干可能不犯错误,但要承担历史责任”。这句话,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。

5、改革需要领导力。如今,改革步入深水区,主要的障碍已经不是意识形态,而是利益。1998年朱镕基在国务院全体会议强调,“如果本届政府都是“好好先生”,我们就对不起人民,要做“恶人”,不要说“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已经变成庸人的社会,都不想得罪人,我不同流合污就行了”,这样想是不行的。”朱镕基声言要“准备100口棺材,也有我的一口”。显示了改革的勇气。最近,习近平指出,“打铁还须自身硬”,切中要害。

6、改革突破口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。当下,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面临无比复杂的局面,能否临乱不乱、快刀斩乱麻,至关重要。李克强说,“改革走到今天,问题千头万绪,眉毛胡子一把抓,有可能事倍功半。需要抓住牵一发动全身的改革突破口,这种突破口就是十八大报告所讲: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。”善哉斯言。要建设完善的市场经济,政府必须彻底转型,从到处“乱摸”的手,转变为以维护法治、公平竞争、提供公共产品为核心的“无形的手”,充分释放市场的活力和创造性。从“经济建设型政府”向“公共服务型政府”的转型,是中国经济能否走出“中等收入陷阱”的关键。因此,李克强的论述可以说抓住了“牛鼻子”。

雨果有句名言:“地球上没有任何力量,可以阻止一个时机已经到来的想法。”习李新政,呼之欲出。

但是,我们还必须谨记管理大师德鲁克的名言,“管理的本质,不在于知,而在于行。”对企业而言如此,对国家而言亦是如此。

习李新政的5个关键词王思想博客

习李新政究竟是什么?目前看到了这么5个关键词:红利,利益格局,市场,公平,民权。

“红利”,出自李克强“改革开放是我国发展最大红利”,引申一下:前30年的改革红利,基本被权力阶层享受了,今后,习李新政将把改革红利的绝大部分让普通民众去享用。这多么值得我们期待。

“利益格局”,出自“在很大程度上要触动利益。如果利益格局固化了,经济社会发展就缺乏活力”。权力集团已经从政治集团蜕变为利益集团,他们是中国前进的最大阻力。李克强说“调整利益格局,要善于在利益增量上作文章”,我认为,这是他明智的策略语言。我认为,当前最急迫的,查处那些一人拥有亿万家产、几十套房产的贪官,即,先要调整“存量”,不能回避“存量”。

“市场”,出自“更多发挥市场作用”。大家都知道,过去的10年,是国退民进的10年,是垄断体制更加强大的10年,而一旦发挥市场作用,必然是民进国退,中国经济将更加健康并充满活力。

“公平”,出自“要注重权利公平、机会公平、规则公平”。左右两派都谈公平,左派要求结果公平,右派要求规则公平,习李新政的三公平值得期待。

“民权”,出自习总书记“马克思主义权力观,概括起来是两句话:权为民所赋,权为民所用。”民权,最重要的是两条:选举权,言论自由权。政府的权力,必须来自全体国民授权,并在得到授权后保护民众的言论自由。18大闭幕后,重庆任建宇案、李庄案在网络上铺天盖地,这绝不是巧合,而是习李释放的善意信号。我们相信,中国人民将真正拥有言论自由权,网络将不再删贴,劳教制度将有可能被彻底废除。

今后的关键词还会增加。目前,面对这5个关键词,习李新政已经值得我们期待。

习李新政突破口何在?FT中文网

后十八大的中国,进入“习李新政”时期。尽管过去十年中国经济总体发展良好,取得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,但全球金融危机也改变了中国的外部环境,不仅出口减速,而且面临巨大压力;此外,经济结构调整缓慢,高投资低消费、工业增速快于服务业、部分行业存在“国进民退”、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急需解决。

面临这些挑战,唯一出路是加快经济转型,即由出口导向型向内需导向型转变、由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、由制造业向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作用转变。这些转变,需要产业结构调整、企业结构调整、要素结构调整;具体改革来看,又有推进城镇化进程、促进西部发展、高技术与新能源以及低碳经济、国企改革、收入分配改革、土地制度改革、改善民生等等。

如此多的任务应该从哪一点下手,或者说哪一点是政策核心呢?正如李克强所说的“深化改革,千头万绪,但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,要化繁为简,突出重点,积极寻找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突破口。找准了突破口,就会事半功倍。”那末,什么是突破口呢?是打破垄断吗?是政府体系改革吗?是国企改革,鼓励民营经济吗?是城镇化吗?是要素市场开放吗?或是金融体系市场化改革吗?这些都很重要,但笔者认为,新一届领导层的经济政策应该以还富于民作为突破口。

今后,中国经济继续增长的动力必须由投资转向消费。只有政府把财富还给居民,使得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增加,让居民自己主导消费,而在驱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即投资、消费、出口贸易中,最稳定、最长效、最可持续的拉动力是国内居民的消费;而居民消费率上升以后,即消费需求增加后,企业则会相应加大相关领域的投资,资金也会真正往稀缺的、投资收益率高的地方跑,而不是由政府主导的投资,形成良性的持久的经济增长。

而需求结构由政府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调整,也可以抑制投资冲动,解决国进民退的问题。之前,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,政府代替市场主导投资,采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,尽管这对于应对外需下降对经济的巨大影响起到了很大作用,但过度投资造成了国企大幅扩张产能,投资的边际回报率不断降低。“十一五”期间,中国的投资率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达26.2%,远远高于“十五”期间20.2%、“九五”期间11.2%的增长水平。

城市化的核心也就是使农民转变成市民,提高劳动生产率,享受更多的公共服务。而由于历史原因,中国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割据,是收入分配失衡的主要原因之一。土地制度缺陷在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不完善,流转制度不健全,农民不能享受土地增值带来的收益,而户籍制度令农民工落地难生根。同时目前的社会保障税制度又对民工保护不足。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本是为补偿经济发展过程中被削弱的保障功能,然而现在的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便携性差,使大批社会保险资源沉淀下来,这不仅是对农民工享有社会保险权益的侵犯,更是另一种形式上的社会不公。

而且收入差距的扩大更不利于消费率的提高。2011年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相差3.13倍。而据商务部的调查显示,占全国人口10%的最高收入群体消费倾向只有0.66,10%的最低收入群体消费倾向高达0.99。而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率是远远低于低收入者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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